经过长时间的儒家教育，特别是宋代理学的桎梏，儒家文化圈里的读书人都对儒家忠君教育深信不疑，决不会轻易造反。
到了清朝时，封建制度趋于完善，君臣之防更加严密。读书人起兵造反少之又少，尤其是“体制内”的官员，更不会轻言造反。
晚清时，革命党徐锡麟出身于官宦世家，留学日本后深受安徽巡抚恩铭赏识，被恩铭任命为巡警学堂校长。没想到，徐锡麟却发动学生起义，刺杀恩铭。
事发之后，举国哗然，仇恨徐锡麟者多，同情徐锡麟者少。
在整个晚清，“体制内”官员大多对满清抱有希望，很少会像徐锡麟这样起兵造反。
清朝一样，越南也一样。越南人高伯适在1854年发动起义，更显得惊世骇俗。
他加什么要造反？至今，在越南史学界，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。
有人认为，高伯适曾被流放到南洋雅加达，被殖民地蒸蒸日上的气象所震惊。有人说，他是越南北方人，与南方阮朝政权格格不入。有人说，他一向恃才傲物，性格使然。
杨烜猜想，高伯适或许和自己一样，对世界大势有着超前的理解，怀揣着远大的志向。
只不过，高伯适才能有限，号召力一般，才被阮朝所败。
军政府日后必要经营越北，有高伯适作内应，无疑更易得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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