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办虽是不入流的胥吏，却是各级政务的实际操办者，地位极其紧要。
满清以科举取士，挑选出来的官员饱读读书，甚是清贵，却不懂实际政务。各级衙门的基层公务，只有书办才熟悉。其中的实情、关键、决窍，为不传之秘，只在父子之间流传。
所以，书办多为世袭。特别是紧要岗位，往往由一家一姓代代相传。
乾隆五十六年，大将军福康安西征凯旋，回京向户部奏销军费。当时的户部书办，竟敢向福康安索贿两百万两白银。福康安急于报销军费，也只能忍气吞声答应。
同样的，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军后，也要向户部报销三千多万两军费。按当时的陋规，曾国藩要给户部书办一厘三毫的“部费”，合计四十多万两白银。曾国藩派李鸿章与户部书办接洽，把部费压到了八万两，又与户部打官司，事情闹到军机处。
军机处大佬知道湘军军费是笔糊涂账，便发话免除户部书办审核，只在户部备个案即可。户部书办们听闻湘军奏销军费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。得此消息，书办们宛如晴天霹雳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但曾国藩何许人也，即便得了军机处的指示，也不敢得罪户部书办。他日后要剿捻，要办洋务，要担任地方总督，事事都要与户部打交道。到时侯，书办们从中作梗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
曾国藩从湘军军费中凑出八万两银子，乖乖交给了户部书办。
与福康安相比，曾国藩受户部书办盘剥小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湘军地方实力派的崛起、满清中央权威的式微。
到了地方上，各级州县衙门往往设有“三班六房”。户房对应中央的户部，掌管土地、户口、漕运、救荒、田赋、派捐等财政收支事项。
户书就是户房胥吏的头头。户书是“鱼鳞册”的实际持有者，对州县的耕地、人口极为熟悉。一地有多少人口，多少田地，地主情况，户书一清二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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