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上海逐渐取代广州，成为华夏新的贸易中心、商业中心。
旗昌行不甘人后，也在上海设置了分行。才短短几年，上海分行的业务量、营业额已经超过了广州分行。唐约翰作为广州分行的经理，无力扭转广州分行的颓势。
另外，旗昌行与别的洋行不一样，并不热衷于鸦片贸易。在1850年的广州，各国洋行共有上百家之多。旗昌行是仅有几家不涉足鸦片贸易的洋行之一。
为了提高洋行竞争力，旗昌行准备在上海修建一家铁厂、造船厂。至于广州，洋行高层已经不再抱有希望。
唐约翰很想出任上海造船厂的厂长，但洋行高层认为他上过战场，广州局势紧张，特意把他留在广州主持危局。
面对杨烜的质疑，唐约翰只得据实相告：
“杨将军，恕我直言，黑旗军刚刚起步，不说能否问鼎天下，就连能否在官府围剿中幸存下来都未可知。将军急于购买汽轮，固然很有眼界，旗昌行也愿意帮忙。
“可招募水手，实际上就是招募雇佣兵。黑旗军想要雇佣兵甘于卖命，除了要有丰厚的薪水，还要展现出问鼎天下的实力。这一点，将军能做出保证吗？”
这确实是问题所在。黑旗军财政拮据，又被清军围剿，处境并不乐观，令人望而却步。
杨烜还有紧要的事要办，不想在这些枝叶末节上纠缠。经过一番讨论，双方在购买火箭、汽轮上达成了初步意向。
汽轮上的水手改由黑旗军自行招募，火箭将在三个月内交付，汽轮将在六个月内交付，总价格为八千两银子。
临走之际，杨烜忍不住旧事重提：“唐先生，我之前拜托你帮我务色海军教官，订购海军教材、农业、科学等方面的书籍，还请先生格外留心。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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